每當發生重大事件時，我們習慣關注新聞取得最新情報。即使大家常說「現在新聞看看就好」，但有時仍被牽著鼻子走，日前西班牙大樓未設電梯的假新聞被大量轉貼，我想可說明這個現象。因錯誤報導造成的人格或財產損失，即是這本「報道被害」討論的內容。
這本書已經買了1年多，卻拖到現在才看，而且還是暑假唯一看完的書。只能說在學校瞎忙，放假後打作業、作雜務不知不覺又浪費了一些時間。
將焦點拉回來，這是本日文書，「報道被害」中的「報道」指的是新聞報導，書中的案例與法規自然以日本為主。本篇內容將不遵照書中順序，並適時穿插個人見解，因此可能與原書作者之實際見解有異，請注意。此外，由於讀得急，若文義理解或其他見解有錯，仍請指教，謝謝。
作者點出媒體過於依賴警察機關的問題。除了公開消息外，記者有時會靠關係私下取得獨家消息，然而這些偵查中情報未必與事實相符。例如作者指出松本沙林毒氣事件（松本サリン事件），河野義行因家中有少量農藥，而被懷疑涉嫌重大，即使後來證實清白，媒體與警方造成的傷害已造成。
書中另一事例ー「桶川尾隨殺人事件（桶川ストーカー殺人事件）」中，警方在事發前忽視被害人的求助，事後亦未公佈求助一事，反而詳盡介紹「被害人用名牌包、穿短裙」等，給人「被害人也有錯」的印象。另一方面，媒體包圍被害人住處，影響了家屬的正常生活。最後靠雜誌記者獨自透過採訪被害人友人，才慢慢由側面揭發警方的缺失。
雖書中並無提及，但以傳播理論來說，Hall認為媒體受時間壓力與「客觀報導」方針，必須由「可靠消息」來源取得訊息，但如此一來詮釋事件者往往是官方等權勢者（primary definers），媒體反而成了次要詮釋者（secondary definers）。對於這個觀點，有人認為議題應是各民間團體、政府或財團爭奪「詮釋權」而來，權勢者的力量並無那麼大。但我仍認為，後者是在媒體近用權平等的前提才能成立，且官方與民間有資訊不對等的問題，故官方勢力仍不可小覷。
因此作者對於為了減少報導被害而緊縮媒體規範，反而有所顧慮。例如個資法表面上保障民眾權利，但政府亦可以「違反個資」為由禁止部份訊息的傳遞。又或者因資料取得受限，記者無法如上述桶川事件一樣，揭發權力機關的疏失。
在隱私與媒體自由之間，作者強調的似乎是「公共性」，例如在「北方ジャーナル事件」中，由於內容不符事實且不具公共性，因此判定出版的禁制令並不違法。此外，作者亦認為在考量隱私的前提下，官方應公佈搜索內容以供大眾監督。
對於媒體本身，作者亦期待編輯群與經營者改變觀念，使媒體具揭發弊端、監督政府與傾聽民眾聲音的公共性。並應透過相關參與與學校教育，讓人權觀念在從業人員心中扎根。
作者還提到「明顯標示資料來源」與「平衡報導」兩點，我想可保障閱聽人知的權力，媒體本身也可自保。有時媒體可能認為報導有所根據，並已善盡查證責任，但如「福岡一家4人殺害事件」中，由於媒體並無實際訪問報導對象，最後仍敗訴。
這些道理說來簡單，但為何沒有媒體率先響應呢？媒體可能主張為了收視率或閱報率，必須以色羶腥吸引讀者，否則沒有營收將難以生存。由一開始提到的大樓新聞來看，人們的確喜歡看誇張報導，但也不可否認如泛科學等強調實證的媒體逐漸受大眾歡迎。「理想的新聞台」到底能不能賺錢？目前似乎沒有實例（若扣除公視或BBC等Pulic Media）可供參考。
此外，即使有公民新聞平台平衡議題，其傳播效率仍不及主流媒體，有人說「看網路是一個世界、看電視是一個世界」大概可證明這點。而主流媒體可能因上述利益與理由，未必能完全獨立於官方。
當然這不代表作者意見不切實際，我想書中建議或例子仍可作為借鏡，至少「明顯標示資料來源」與其他章節強調的「無罪推定原則」，應該都可作為立即努力的目標。
除了改革，書中也提到日本有協助報導被害人的組織與律師團，不確定台灣是否也有類似組織。我想以目前台灣媒體環境來說，類似組織有存在的必要。例如書中提到一旦案例確定，媒體必須進行修正報導，對回復被害人名譽應有所效用。
以上大致是看完這本書的心得，如果對於日本處理報導被害的例子有興趣，或是有志於從事新聞工作的人，我想這本書值得一讀。
這本書已經買了1年多，卻拖到現在才看，而且還是暑假唯一看完的書。只能說在學校瞎忙，放假後打作業、作雜務不知不覺又浪費了一些時間。
將焦點拉回來，這是本日文書，「報道被害」中的「報道」指的是新聞報導，書中的案例與法規自然以日本為主。本篇內容將不遵照書中順序，並適時穿插個人見解，因此可能與原書作者之實際見解有異，請注意。此外，由於讀得急，若文義理解或其他見解有錯，仍請指教，謝謝。
作者點出媒體過於依賴警察機關的問題。除了公開消息外，記者有時會靠關係私下取得獨家消息，然而這些偵查中情報未必與事實相符。例如作者指出松本沙林毒氣事件（松本サリン事件），河野義行因家中有少量農藥，而被懷疑涉嫌重大，即使後來證實清白，媒體與警方造成的傷害已造成。
書中另一事例ー「桶川尾隨殺人事件（桶川ストーカー殺人事件）」中，警方在事發前忽視被害人的求助，事後亦未公佈求助一事，反而詳盡介紹「被害人用名牌包、穿短裙」等，給人「被害人也有錯」的印象。另一方面，媒體包圍被害人住處，影響了家屬的正常生活。最後靠雜誌記者獨自透過採訪被害人友人，才慢慢由側面揭發警方的缺失。
雖書中並無提及，但以傳播理論來說，Hall認為媒體受時間壓力與「客觀報導」方針，必須由「可靠消息」來源取得訊息，但如此一來詮釋事件者往往是官方等權勢者（primary definers），媒體反而成了次要詮釋者（secondary definers）。對於這個觀點，有人認為議題應是各民間團體、政府或財團爭奪「詮釋權」而來，權勢者的力量並無那麼大。但我仍認為，後者是在媒體近用權平等的前提才能成立，且官方與民間有資訊不對等的問題，故官方勢力仍不可小覷。
因此作者對於為了減少報導被害而緊縮媒體規範，反而有所顧慮。例如個資法表面上保障民眾權利，但政府亦可以「違反個資」為由禁止部份訊息的傳遞。又或者因資料取得受限，記者無法如上述桶川事件一樣，揭發權力機關的疏失。
在隱私與媒體自由之間，作者強調的似乎是「公共性」，例如在「北方ジャーナル事件」中，由於內容不符事實且不具公共性，因此判定出版的禁制令並不違法。此外，作者亦認為在考量隱私的前提下，官方應公佈搜索內容以供大眾監督。
對於媒體本身，作者亦期待編輯群與經營者改變觀念，使媒體具揭發弊端、監督政府與傾聽民眾聲音的公共性。並應透過相關參與與學校教育，讓人權觀念在從業人員心中扎根。
作者還提到「明顯標示資料來源」與「平衡報導」兩點，我想可保障閱聽人知的權力，媒體本身也可自保。有時媒體可能認為報導有所根據，並已善盡查證責任，但如「福岡一家4人殺害事件」中，由於媒體並無實際訪問報導對象，最後仍敗訴。
這些道理說來簡單，但為何沒有媒體率先響應呢？媒體可能主張為了收視率或閱報率，必須以色羶腥吸引讀者，否則沒有營收將難以生存。由一開始提到的大樓新聞來看，人們的確喜歡看誇張報導，但也不可否認如泛科學等強調實證的媒體逐漸受大眾歡迎。「理想的新聞台」到底能不能賺錢？目前似乎沒有實例（若扣除公視或BBC等Pulic Media）可供參考。
此外，即使有公民新聞平台平衡議題，其傳播效率仍不及主流媒體，有人說「看網路是一個世界、看電視是一個世界」大概可證明這點。而主流媒體可能因上述利益與理由，未必能完全獨立於官方。
當然這不代表作者意見不切實際，我想書中建議或例子仍可作為借鏡，至少「明顯標示資料來源」與其他章節強調的「無罪推定原則」，應該都可作為立即努力的目標。
除了改革，書中也提到日本有協助報導被害人的組織與律師團，不確定台灣是否也有類似組織。我想以目前台灣媒體環境來說，類似組織有存在的必要。例如書中提到一旦案例確定，媒體必須進行修正報導，對回復被害人名譽應有所效用。
以上大致是看完這本書的心得，如果對於日本處理報導被害的例子有興趣，或是有志於從事新聞工作的人，我想這本書值得一讀。
書名：『報道被害』
出版：岩波書店
出版月：2007年1月
ISBN：978-4-00-431060-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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