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：
這篇文章是我本學期修習「分類報導訊息研究－文化批判」課程之期末報告。經過閱讀文本與相關討論後，我決定探討都市規劃相關議題。我認為不管是都市更新或文化保存，重點在於民眾自覺與不同族群的互相認識，政府應站在輔導而非強制的角色。當然，這個結論受限於許多社會現實，也許較為天真，但仍與大家分享。
以下是文中提到的文獻，若有誤讀請不吝指教，謝謝
國際移工在台北車站大廳集會的爭議，是因國情不同引起；文林苑都更案、大埔張藥房事件，則是人們對「家」的定義不同。當一方保障自身權益時，另一方常以都市發展為由反駁。了解雙方意見後，會發現兩者論述均有說服力。人們生活在同一個時間，但對空間利用有不同想像，難道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嗎？在這篇文章中，我希望以王志弘等人的越南街研究出發，輔以平日觀察的社會事件佐證或反思，並適時引用本學期其他指定閱讀，找出一個未必完善但可稱折衷的方案。
在越南街研究中，王志弘等人以台北市木柵地區的安康市場為研究對象，觀察當地如何成為越南人（乃至東南亞人）與台灣生活的交流節點。安康市場旁的安康社區主要以收容社會弱勢群體，對一旁的豪宅住戶而言是個讓人不安、不穩定的「恐懼地景」而不願靠近。越南華僑與新住民在這個沒落的市場開店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網絡，王志弘等人以疆域化與族裔化形容這個過程。但在週邊資產階級的要求下，市場關閉造成「族裔均質化」，攤商被迫遷移。但因需求仍在，原有的族裔景觀仍在異地延續下去。
王志弘等人認為，台灣應對族裔化經濟與社會空間有不同想像，尊重其差異並給予扶持，而非一味朝「高級化」設想。我認為這個說法是成立的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台北市建成圓環與士林夜市的改建，兩者皆是由傳統市集轉變為現代化美食街，卻失去了過去的面貌。即使這不是國籍造成的差異，但仍是對於空間想像的衝突。這是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。
具體來說，傳統市場常給人一種顧客-老闆間關係密切、富有人情味、價格親近庶民的感受，但同時也常被灌上髒亂、難以管理的惡名。相反地，現代化美食街給人舒適、明亮且受管理的印象，但人際互動卻從本來的訊息交換（聊天搏感情）變成單純的物品交易。當然，這兩個市場並非因「恐懼地景」的理由被拆除。我要強調的是，市集是透過當地民眾互動所產生的，其作用與安康市場形成的「越南街」族裔化空間相同。改建後的市場因空間配置不同，或因租金過高「驅趕」了原有攤商，導致原有人際網路被破壞而風華不再。士林夜市由於觀光客眾多，人潮依舊絡繹不絕，但仍因狹窄空間與通風不良飽受批評。
第二點則要談論「恐懼地景」與排斥地理。對於傳統市場與住宅，或是國際勞工常聚集的場所，有些人會以影響治安或製造髒亂為由，希望可以「整頓一番」。當然，這些狀況可能存在，但有時只是對其他族群之不了解引發的恐懼。在這裡我要以前述的「國際移工於台北車站大廳集會」為例。
此事件發生於去年8月，印尼籍國際移工為慶祝開齋節，約3萬人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，此舉被路過的檢察官認為「再不處理不僅有礙觀瞻，也會出亂子」。也許台灣人難以理解他們的目的，但對這群國際移工而言，這是在禁慾後與朋友聚會的歡樂節日。平常受限於工作環境的規範，這是他們少有的自由時間，在藍佩嘉移工研究中稱之為「公共空間私有化」。
事實上，信仰伊斯蘭教的印尼移工需遵守的戒律不少。從藍佩嘉的研究也可發現，菲律賓移工在假日主要是上教堂或逛街，而非前往所謂的「不良場所」。對於這些恐懼台灣人可能多慮了。隨著台灣與東南亞交流頻繁、新住民移入的現在，文化衝突只會日益明顯。但危機就是轉機，我們更應趁這個機會了解彼此文化。例如同年9月底台北車站大廳舉辦「印相‧印象」攝影展，就是讓大家了解印尼文化的機會。
對於空間的利用，在這裡初步得到了兩個結論：保持空間多樣性與促進文化交流，但在這裡仍有問題尚未解決。首先，新的市場或社區形式進入後，原有集團未必會被抹滅。越南街研究提到，安康市場商家搬至附近市場後事業反而更興盛；菜市場研究分析傳統市場、超市與大賣場後，並不確定傳統市集是否被淘汰。10年後的今天已證實，傳統市場頂多是縮小但仍屹立不搖。民眾在南門市場購買年菜，依舊是每年農曆過年固定出現的新聞。
為何建成圓環改建會失敗，安康市場商家遷移後卻成功？我認為差異在於民眾的參與度。建成圓環與士林夜市是由政府或專家建構的新市場，但未必符合民眾需求。相反地，越南街商家成立的中盤商與傳統市場提供的服務，都是基於民眾需求才得以維持與發展。換句話說，民眾會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生活型態，並慢慢做出改變，未必都要以公權力介入。菜市場研究也是個例子，忙碌的上班族會在超市或黃昏市場購買晚餐，放假需要買傳統食材時就會前往傳統市場，有需求就會有市場，同時也會做出不同抉擇。
第二個問題又回到了「落後」這個詞。即使認同空間的多元性，仍不可否認傳統市場或建築可能存在的髒亂，嚴重時可能成為疾病溫床。傳統與現代看似不可兼顧的兩個極端，其實是個有彈性的光譜。以傳統市場來說，地板潮濕與活禽宰殺是最大問題，若能從現有市場改善，裝設排水設施與新訂屠宰制度，未必要將舊市場完全移除。都市更新與舊建築拆除，我想是最後手段。
總結來說，都市之所以能興隆發展，民眾是最重要的元素。在大都市中集結了各種不同群體，對都市願景也不同。身為都市的一分子，應先互相了解彼此文化差異，如此也許能以更包容的態度看待各種族裔化空間，並思考如何建構都市。行政機關規劃都市時，應該考量都市過去的脈絡，避免以「現代化」之名直接覆蓋原有軌跡。都市變更應以民眾意見為主，政府可作為輔導角色，例如制定相關法規或輔導辦法。公權力強制進行都市更新是非不得已的手段。
在這種狀況下，什麼東西該留、什麼東西該拆並無客觀標準。 重點在於保留者是否能凝聚族群或地方意識說服他人，其中最有效的管道就是媒體。如何取得媒體發言權尋求支持，將成為最重要的課題。即使當今媒體飽受批評，若能在網路製造話題仍有被報導的機會。但報導內容未必符合預期，而且政商關係密切的媒體可能因利益關係刻意忽略，這些都是可能遇到的挫折。
不管建築或地名，若最後仍選擇拆除或變更，至少應保留「他們」曾經存在的證據。以日本來說，許多地方會立碑或告示牌紀念古建築或古戰場的遺址。即使當時產物已不復在，至少能讓後代知道這片土地曾發生的事件。相較之下，台北市「台北好好看」政策拆除許多老舊建築，卻無註明該土地原有用途或軼事（雖有照片，但僅限拆除前後對照）。針對戰爭，有人說「歷史可以被原諒，但不能被忘記」，我認為「即使歷史軌跡非不得已要移除，也不能完全抹去」。
無論如何，都市多元發展與傳承必須倚靠民眾自覺。若一昧地以「現代化」取代過去軌跡，抑或僅在意歷史文化是否賺錢，以期待增加都市的「能見度」，最後可能就如大衛哈維《地租的藝術》所提，失去原有的特殊性。當我們努力追求經濟與生活品質時，是不是該停下腳步，看看這個城市還有什麼是留下的？
這篇文章是我本學期修習「分類報導訊息研究－文化批判」課程之期末報告。經過閱讀文本與相關討論後，我決定探討都市規劃相關議題。我認為不管是都市更新或文化保存，重點在於民眾自覺與不同族群的互相認識，政府應站在輔導而非強制的角色。當然，這個結論受限於許多社會現實，也許較為天真，但仍與大家分享。
以下是文中提到的文獻，若有誤讀請不吝指教，謝謝
- 王志弘、沈孟穎，〈疆域化、縫隙介面與跨國空間：台北市安康市場「越南街」族裔化地方研究〉，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第73期，2009年3月。頁119-166
- 藍佩嘉，〈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：菲律賓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〉，《台灣社會研究期刊》，第48期，2002年。頁169-218
- 吳鄭重，〈菜市場的日常生活地理學初探〉，《台灣社會研究期刊》，第55期，2004年。頁47-100
- 遲恆昌，〈「哈日之城」：台北西門町青少年的空間與消費文化〉，《媒介擬想》，第2期，2003年。頁74-98
- David Harvey著，王志弘、王玥民譯，《資本的空間》。第18章。「地租的藝術：全球化與文化的商品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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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半學期課程所閱讀的文本，許多與都市中族群互動與認同有關，例如藍佩嘉的移工研究、王志弘的越南街研究、吳鄭重的菜市場研究，乃至西門町哈日研究等。今日台灣強調多元族群，設置電視台、母語教育或相關委員會保障相關文化。然而，都市中因族群對歷史的認知不同，造成許多衝突或爭議。這裡的「族群」不限於國籍、省籍、族群，甚至包含資產階級的差異。國際移工在台北車站大廳集會的爭議，是因國情不同引起；文林苑都更案、大埔張藥房事件，則是人們對「家」的定義不同。當一方保障自身權益時，另一方常以都市發展為由反駁。了解雙方意見後，會發現兩者論述均有說服力。人們生活在同一個時間，但對空間利用有不同想像，難道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嗎？在這篇文章中，我希望以王志弘等人的越南街研究出發，輔以平日觀察的社會事件佐證或反思，並適時引用本學期其他指定閱讀，找出一個未必完善但可稱折衷的方案。
在越南街研究中，王志弘等人以台北市木柵地區的安康市場為研究對象，觀察當地如何成為越南人（乃至東南亞人）與台灣生活的交流節點。安康市場旁的安康社區主要以收容社會弱勢群體，對一旁的豪宅住戶而言是個讓人不安、不穩定的「恐懼地景」而不願靠近。越南華僑與新住民在這個沒落的市場開店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網絡，王志弘等人以疆域化與族裔化形容這個過程。但在週邊資產階級的要求下，市場關閉造成「族裔均質化」，攤商被迫遷移。但因需求仍在，原有的族裔景觀仍在異地延續下去。
王志弘等人認為，台灣應對族裔化經濟與社會空間有不同想像，尊重其差異並給予扶持，而非一味朝「高級化」設想。我認為這個說法是成立的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台北市建成圓環與士林夜市的改建，兩者皆是由傳統市集轉變為現代化美食街，卻失去了過去的面貌。即使這不是國籍造成的差異，但仍是對於空間想像的衝突。這是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。
具體來說，傳統市場常給人一種顧客-老闆間關係密切、富有人情味、價格親近庶民的感受，但同時也常被灌上髒亂、難以管理的惡名。相反地，現代化美食街給人舒適、明亮且受管理的印象，但人際互動卻從本來的訊息交換（聊天搏感情）變成單純的物品交易。當然，這兩個市場並非因「恐懼地景」的理由被拆除。我要強調的是，市集是透過當地民眾互動所產生的，其作用與安康市場形成的「越南街」族裔化空間相同。改建後的市場因空間配置不同，或因租金過高「驅趕」了原有攤商，導致原有人際網路被破壞而風華不再。士林夜市由於觀光客眾多，人潮依舊絡繹不絕，但仍因狹窄空間與通風不良飽受批評。
第二點則要談論「恐懼地景」與排斥地理。對於傳統市場與住宅，或是國際勞工常聚集的場所，有些人會以影響治安或製造髒亂為由，希望可以「整頓一番」。當然，這些狀況可能存在，但有時只是對其他族群之不了解引發的恐懼。在這裡我要以前述的「國際移工於台北車站大廳集會」為例。
此事件發生於去年8月，印尼籍國際移工為慶祝開齋節，約3萬人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，此舉被路過的檢察官認為「再不處理不僅有礙觀瞻，也會出亂子」。也許台灣人難以理解他們的目的，但對這群國際移工而言，這是在禁慾後與朋友聚會的歡樂節日。平常受限於工作環境的規範，這是他們少有的自由時間，在藍佩嘉移工研究中稱之為「公共空間私有化」。
事實上，信仰伊斯蘭教的印尼移工需遵守的戒律不少。從藍佩嘉的研究也可發現，菲律賓移工在假日主要是上教堂或逛街，而非前往所謂的「不良場所」。對於這些恐懼台灣人可能多慮了。隨著台灣與東南亞交流頻繁、新住民移入的現在，文化衝突只會日益明顯。但危機就是轉機，我們更應趁這個機會了解彼此文化。例如同年9月底台北車站大廳舉辦「印相‧印象」攝影展，就是讓大家了解印尼文化的機會。
對於空間的利用，在這裡初步得到了兩個結論：保持空間多樣性與促進文化交流，但在這裡仍有問題尚未解決。首先，新的市場或社區形式進入後，原有集團未必會被抹滅。越南街研究提到，安康市場商家搬至附近市場後事業反而更興盛；菜市場研究分析傳統市場、超市與大賣場後，並不確定傳統市集是否被淘汰。10年後的今天已證實，傳統市場頂多是縮小但仍屹立不搖。民眾在南門市場購買年菜，依舊是每年農曆過年固定出現的新聞。
為何建成圓環改建會失敗，安康市場商家遷移後卻成功？我認為差異在於民眾的參與度。建成圓環與士林夜市是由政府或專家建構的新市場，但未必符合民眾需求。相反地，越南街商家成立的中盤商與傳統市場提供的服務，都是基於民眾需求才得以維持與發展。換句話說，民眾會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生活型態，並慢慢做出改變，未必都要以公權力介入。菜市場研究也是個例子，忙碌的上班族會在超市或黃昏市場購買晚餐，放假需要買傳統食材時就會前往傳統市場，有需求就會有市場，同時也會做出不同抉擇。
第二個問題又回到了「落後」這個詞。即使認同空間的多元性，仍不可否認傳統市場或建築可能存在的髒亂，嚴重時可能成為疾病溫床。傳統與現代看似不可兼顧的兩個極端，其實是個有彈性的光譜。以傳統市場來說，地板潮濕與活禽宰殺是最大問題，若能從現有市場改善，裝設排水設施與新訂屠宰制度，未必要將舊市場完全移除。都市更新與舊建築拆除，我想是最後手段。
總結來說，都市之所以能興隆發展，民眾是最重要的元素。在大都市中集結了各種不同群體，對都市願景也不同。身為都市的一分子，應先互相了解彼此文化差異，如此也許能以更包容的態度看待各種族裔化空間，並思考如何建構都市。行政機關規劃都市時，應該考量都市過去的脈絡，避免以「現代化」之名直接覆蓋原有軌跡。都市變更應以民眾意見為主，政府可作為輔導角色，例如制定相關法規或輔導辦法。公權力強制進行都市更新是非不得已的手段。
在這種狀況下，什麼東西該留、什麼東西該拆並無客觀標準。 重點在於保留者是否能凝聚族群或地方意識說服他人，其中最有效的管道就是媒體。如何取得媒體發言權尋求支持，將成為最重要的課題。即使當今媒體飽受批評，若能在網路製造話題仍有被報導的機會。但報導內容未必符合預期，而且政商關係密切的媒體可能因利益關係刻意忽略，這些都是可能遇到的挫折。
不管建築或地名，若最後仍選擇拆除或變更，至少應保留「他們」曾經存在的證據。以日本來說，許多地方會立碑或告示牌紀念古建築或古戰場的遺址。即使當時產物已不復在，至少能讓後代知道這片土地曾發生的事件。相較之下，台北市「台北好好看」政策拆除許多老舊建築，卻無註明該土地原有用途或軼事（雖有照片，但僅限拆除前後對照）。針對戰爭，有人說「歷史可以被原諒，但不能被忘記」，我認為「即使歷史軌跡非不得已要移除，也不能完全抹去」。
無論如何，都市多元發展與傳承必須倚靠民眾自覺。若一昧地以「現代化」取代過去軌跡，抑或僅在意歷史文化是否賺錢，以期待增加都市的「能見度」，最後可能就如大衛哈維《地租的藝術》所提，失去原有的特殊性。當我們努力追求經濟與生活品質時，是不是該停下腳步，看看這個城市還有什麼是留下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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